罗素的做法，固然不是常人所能为，但通常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身上总多少有点类似气质。举个简单事例：史学论著征引史料，莫不详明出处，从原则上说，目的之一乃是便于读者覆按。不过，其中不乏一些海内孤本，或是作者访录所得，旁人难以见及，如何查考？即使是档案这样貌似开放的文献，实际也很少有人一一复核。至于人类学家，更是常常孤身跨入一个少为人知的小岛，回来向世人报告他的见闻，你我既从未踏足，又如何判明其真伪？因此，学界虽有一套规范，但全靠他人检举，成本太高，难以完全落实；大部分时候，学术质量的维护，仍须依靠学人自律：即便是铁定无人发现的“角落”，也不敢轻轻放过，否则便难以心安，这才是真正的学者良知（无意的疏忽则是另一回事）。缺乏这点素养，那就真成呼卢成卢，喝雉成雉，学术犹若赌场，全凭运气当家，岂不可哀！
当然，在大多数学人那里，与其说这是一种宗教情怀，毋宁说是多年治学的习惯。不过，其全神贯注，和罗素这种伟人相比，也只有程度的差异。具体而微，精神一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