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的做法,固然不是常人所能为,但通常受过严格训练的学者,身上总多少有点类似气质。举个简单事例:史学论著征引史料,莫不详明出处,从原则上说,目的之一乃是便于读者覆按。不过,其中不乏一些海内孤本,或是作者访录所得,旁人难以见及,如何查考?即使是档案这样貌似开放的文献,实际也很少有人一一复核。至于人类学家,更是常常孤身跨入一个少为人知的小岛,回来向世人报告他的见闻,你我既从未踏足,又如何判明其真伪?因此,学界虽有一套规范,但全靠他人检举,成本太高,难以完全落实;大部分时候,学术质量的维护,仍须依靠学人自律:即便是铁定无人发现的“角落”,也不敢轻轻放过,否则便难以心安,这才是真正的学者良知(无意的疏忽则是另一回事)。缺乏这点素养,那就真成呼卢成卢,喝雉成雉,学术犹若赌场,全凭运气当家,岂不可哀!
当然,在大多数学人那里,与其说这是一种宗教情怀,毋宁说是多年治学的习惯。不过,其全神贯注,和罗素这种伟人相比,也只有程度的差异。具体而微,精神一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