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变法,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他所行的政事,免役最是利余于弊的,青苗就未必能然。方田均税,在他手里推行得有限,后人踵而行之,则全是徒有其名。学校、贡举则并未能收作育人才之效。参看第五、七、八三章自明。宋朝当日,相须最急的,是富国强兵。王安石改革的规模颇大,旧日史家的议论,则说他是专注意于富强的。尤其说王安石偏于理财。此因关于改革社会的行政,不甚为从前的政治家所了解之故。他改革的规模,固不止此,于此确亦有相当的注意。其结果:裁汰冗兵,确是收到很大的效果的,所置的将兵,则未必精强,保甲尤有名无实,而且所引起的骚扰极大,参看第九章自明。安石为相仅七年,然终神宗之世,守其法未变。一〇八五年,神宗崩,子哲宗立。神宗之母高氏临朝,起用旧臣,尽废新法。其死后,哲宗亲政,复行新法,谓之“绍述”。一一〇〇年,哲宗崩,徽宗立,大后向氏权同听政,想调和新旧之见,特改元为建中靖国。徽宗亲政后,仍倾向于新法,而其所用的蔡京,则是反复于新旧两党间的巧宦。徽宗性极奢侈,蔡京则搜括了各方面的钱,去供给他浪用。政治情形,一落千丈。恢复燕、云和西北,可说是神宗和王安石一个很大的抱负,但因事势的不容许,只得先从事于其易。王安石为相时,曾用王韶征服自唐中叶以后杂居于今甘、青境内的蕃族,开其地为熙河路。这可说是进取西夏的一个预备。然神宗用兵于西夏却不利。哲宗时,继续筑寨,进占其地。夏人力不能支,请辽人居间讲和。宋因对辽有所顾忌,只得许之。徽宗时,宦者童贯,继续用兵西北,则徒招劳费而已。总之,宋朝此时的情势,业已岌岌难支,幸辽、夏亦已就衰,暂得无事,而塞外有一个新兴民族崛起,就要大祸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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