轼之此言，虽论古事，其着眼则未始不在宋世。轼持道家观点，主因其势而治之，不以变更法制，彻底改造为然，认为此乃自速其亡之道；盖显为王安石之变法而发。神宗尝与近臣论免役之利，文彦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267]由苏文二人之语，观其会通，实有见于当世社会之不安因素，承认秀杰人才之优越地位，以维持一“稍安而不即亡”之局面，盖为宋室统治谋，非不忠智，然就国家民族之生命整体言，其为因循苟且，暂救燃眉之策，则无容讳言也。宋世社会有此矛盾错杂之性质，遂演为恶性循环之现象，即统治阶级虽用尽掊克敛财之方法，犹恶国用不足，牢笼秀杰人才之术之未备；而在被统治之民间，困于重赋，难自振拔，浮动流亡，衰殆莫保。《大学》所云“财聚则民散”，正是之谓也。
（三）社会风俗之陋
中国社会风俗至于五代，达于堕落之顶点；于时贪盗淫杀，视为寻常，人命微贱，犬豕无殊。时人挣扎求活之不暇，遂于道义廉耻，未遑顾及。欧阳修撰《五代史》，于《家人》及《诸臣》《死事》《一行》《王世》等列传，皆痛斥当时风俗上之绝灭伦理，丧失廉耻。此意发之于《新五代史》者尤为激切，其言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