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一位有诗情的女性出生在16世纪，必然是不幸的，她的内心是无比煎熬的。不论内心受到怎样的折磨，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她需要释放出各种不良情绪，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而女性所遭受的种种境遇，以及作为女人的直觉，都处处与她作对。那么，我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心境最有利于创作呢？我们能否对这种维持并推动创作活动的心境进行定义呢？此时，我翻开了莎士比亚的悲剧集。譬如，他在创作《李尔王》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时，是怎样的心境？那一定是有史以来最适合诗歌写作的心境了。但莎士比亚本人对此只字未提，我们也是偶然得知，他写诗的过程十分顺畅，“一行字也没有涂改过”。大概直到18世纪，艺术家们才开始提及自己的创作心境，开先河的人应该是卢梭[23]。不管怎样，19世纪见证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增强，男性作家们在忏悔录和自传中描述自己的创作心境的现象已经蔚然成风。他们的生平事迹被记录了下来，他们的往来信件死后也被出版成册。因此，尽管我们不了解莎士比亚在创作《李尔王》时的心路历程，却的确清楚卡莱尔在写《法国革命史》时的心理状态，知道福楼拜在写《包法利夫人》时的种种经历，体会到济慈在用诗歌去抵抗死神降临和世间冷漠时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