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回国后，以他惯有的全力以赴的态度从事抗战工作，他到了国民党管辖地区后，立即参加筹设战时教育协会，并制订了活动计划。战时教育也是以生活教育的原理为根据，但是适应战时的特殊需要，特别是保护群众，动员群众的需要。大约与此同时，他在桂林成立了生活教育社临时总部，暂任理事长。1938年他被任命为重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他还着手改善他奔赴内地途中所遇到的成千上万逃难儿童的生活条件。1939年6月，他在重庆北碚创办了育才学校，收容一些有才华的孤儿，分成八个班（音乐、戏剧、舞蹈、文学、绘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班及非专业班），其课目强调生活教育，他希望以此成为全国的教育模范。陶行知虽然忙于其他工作，学校又经常缺少经费，他还是坚持把学校办下去。
这所学校和国民参政会，是陶行知在战时的主要的工作。但在日本战败后，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争取和平防止即将来临的内战的斗争上。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会委员，负责两种出版物。此后，他又在上海忙于处理新的教育活动。他的主要工作是为青年工人创办社会大学，该校学生甚至可以选举学校管理人员以至校长。陶认为当此时机，生活教育必须有社会的，尤其是政治倾向性，于是，他的民主教育的理论就在社会大学和其他学校中加以实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