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大革命”底希望消散了。在已经拨开云雾的黑暗中，期待着的光明没有来到。革命的兴奋过去之后，接着是精力底耗竭。从前种种苛政暴行丝毫没有改变，只有人民陷于更悲惨的水深火热中。一九○六年时，托尔斯泰对于俄国斯拉夫民族所负的历史的使命已经起了怀疑；他的坚强的信心远远地在搜寻别的足以负起这使命的民族。他想起“伟大的睿智的中国人”。他相信，“西方的民族所无可挽救地丧失的自由，将由东方民族去重行觅得。”他相信，中国领导着亚洲，将从“道”底修养上完成人类底转变大业[839]。
但这是消失得很快的希望：老子与孔子底中国如日本一样，否定了它过去的智慧（Sagesse），为的要模仿欧洲[840]。被凌虐的杜高鲍人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在那里，他们立刻占有了土地，使托尔斯泰大为不满[841]。哥里人，刚才脱离了国家底羁绊，便开始袭击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而俄国的军队，被召唤着去把一切都镇压平了。即是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国家即是圣经，是人的理想中最美的国家，”——亦不能不沾染着这虚伪的国家主义，“为现代欧罗巴主义底皮毛之皮毛，为它的畸形的产物。”
托尔斯泰很悲哀，可不失望。他信奉上帝，他相信未来[842]：